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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的创造是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的起点，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认识到创新之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重要性的国家和地区都在不遗余力地增加创新投入(包括资本和人力)，努力地创造出更多地创新成果。但是，发明或创新的产生又是神秘的：短期来看，它的产生不像一个生产，通过既定的流水线在规定的时间内生产出我们想要的产品，因此对于创新的投入有时会显得“遥遥无期”，甚至“毫无结果”;中长期来看，发明或创新一直在不断地产生，例如越来越多的专利，特别是发明通过认定并被授予专利，它的产生必定与投入的资本和人力密切相关着。因此在评估知识产权创造政策时从宏观经济整体和产业两个层面衡量一个社会研发投入资本和人力与知识产权创造之间的关系，并添加政策变量，检验当其他因素不变时，政策变量对于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的影响程度。

　　当然，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的评估绝非过去和现在创造的知识产权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分析就能全面代表的，至少还应包括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在未来的发展，即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的潜力，对于知识产权创造潜力的预测将需要加入更多的影响因子，如教育环境、专业代理机构的发展等。但考虑到此处我们是在评估创造政策的绩效，即已经产生的效果，因此仍使用研发投入资金和人力的历史数据，以及政策的变化来评估知识产权创造政策的既有效果。

　　对于开放型经济体而言，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是知识产权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在于对知识产权的创造，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与创造政策可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往往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不断发展，包括技术要素在内的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使得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的利益相关方越来越迫不及待地把它拉入多边体制内部，参加多边体制谈判，受多边体制监督。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政策主力倡导者不断地加强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协调，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维护这些国家或地区创新优势在海外市场的利益。

　　在评估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时不再采用国内保护政策的直接实施效果，如侵权案件的数量，仿冒产品的查处等，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究竟代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执行的效果如何很难下结论，转而采用国际贸易发展情况验证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效果，具体而言，通过计算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国际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验证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作用，为了便于比较和分析，对外贸易将分为整体和高技术产业两个层次。知识产权运用政策就是知识产权在市场上的流通管理政策，直接影响着知识产权在一个经济体中发挥作用的有效性。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知识产权成果的转化和商业化运用，包括知识产权交易市场、金融产品化、质押权计量方式等。在评估知识产权运用政策时采用因果关系检验法，这方法的优势是去繁从简，以体现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评估代表知识产权是否在经济中运用效果评估，即如果知识产权的运用能够引起经济发展的变化，那么在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回归分析中加入知识产权变量，会显著地改善回归分析的解释能力。